所以，李清从《春秋》中找到了精神的依托，他希望能说服夏主秉常，在西夏国推行汉礼汉化，以此来赢得宋朝“中国之”的待遇，这也是对自己流落“夷狄”的一种补偿，同时也可以做为一个政治口号，来与反对汉礼汉化的梁太后一党斗争，帮助秉常独柄大权，报答秉常的知遇之恩。

这也是李清所能找到的三全其美的办法。

但是身为汉人的李清也知道，即便是西夏真正的汉化了，但是在宋朝人的眼中，甚至在李清自己的心中，西夏依然只是夷狄。

华夏的正朔，在千年之后，也许并不在重要；但在熙宁十年的时代，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地，对当时的人们来说，都是重要的。

而这个正朔，此刻正在汴京城。

大辽国、高丽国、大理国、西夏国，甚至交趾那种小国，以及极远的倭国，都喜欢自称为“中华”，因为“中华”是文明之象征，是优秀之代名词，是合法之基础，但是无论表面文章如何，所有人都知道，正朔在哪里。

那种言辞之上的自负，不过是深藏于内心的文化自卑的表露而已。

对于这些，李清虽然经常在心中回避，但是他却是明白的。

所以，虽然李清也会经常的劝说夏主秉常，告诉他中原的富庶与文明，希望他能在西夏推行汉礼汉仪，但是李清的心中，时常也会有一种无奈，一种感觉自己所作的事情，只是徒劳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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