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喜悦的情绪,甚至于让石越几乎忽略了另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从某种意义来说,应当也是大宋的喜事,只不过大部分的宋朝君臣,都不予以承认罢了——在六月初六,一个男婴在汴京平安出生,他的父亲,是当今皇帝赵顼,母亲,是来自高丽的王贤妃!
子嗣一向艰难的赵顼又多了一个皇子,按理是应当让大宋的臣子们松一口气的,但是这个皇子的出生,却让汴京城中几乎所有的重臣,都吸了一口凉气!
所有人都相信,这位皇子的出生,对于大宋的皇位继承问题,不仅仅毫无帮助,反而增添了无数不确定因素。
这股由汴京刮起的寒流,显然也影响到了石越最重要的幕僚李丁文。
“公子!”李丁文在石越的书房门口,拦住了准备出门的石越。“你一定要考虑一下,无论是朝中大臣,还是地方名士,最好便是桑充国家的儿子,总之,公子须得尽快定下婚姻之约……”
“桑充国的儿子?”石越下意识的反问了一句。李丁文要他尽快将刚刚出生的女儿约定婆家的谏言,石越已经听过无数遍了,但是每次石越都没有心情听李丁文把话说完。这种事情,对于石越来说,未免过于难以接受了。虽然当时订娃娃亲的事情也很平常,但是别说石越是朝廷重臣,他的女儿绝不愁嫁,仅仅从石越的观念上来说,就不可能接受这样的事情。而此时李丁文的建议更加荒唐,“近亲结婚?!”石越的心中,立时冒出来一个当时人完全不理解的概念。
“正是!”李丁文一脸严肃的点点头。
“不行。”石越断然否决。
“那么富弼的孙子,也可以。”李丁文丝毫没有放弃的打算。
“此事似乎言之过早!”石越不耐烦的摆摆手,便准备如同之前一样,结束这场谈话。
但这次李丁文显然没有放过石越的打算,“我只恐言之过晚!”
石越愣住了,他死死地盯着李丁文,上下打量,怀疑他失心疯了。他的女儿刚刚出生,就要急着找婆家,还说什么怕“言之过晚”?!
李丁文眼睛都不眨一下,脸色肃然,认真的说道:“若公子生的是儿子,我不置一言。若王贤妃生的公主,我也不置一言。但是既然公子生的是女儿,王贤妃生的是皇子,当今之计,惟请公子早日定下儿女亲家!”
“我女儿和王贤妃又有何关系?!”石越口不择言,竟是说出一句大逆不道的话来。
“当然有关系。”李丁文冷冰冰的答道:“若公子不早将女儿许人,我敢打赌,一两个月之内,皇上必然要与公子约为亲家!到时候,公子从也不好,不从也不好!”
石越心中一震,心中已经明白李丁文说的究竟是什么了。
果然,便听李丁文继续说道:“王贤妃聪明过人,她生下皇子,却难免是前途多艰。若想自保,便只有一个办法,向皇上请求,给小皇子娶一个朝中重臣的女儿,借以自固。皇帝聪慧,岂能不知?虽然犹疑,但是毕竟要心疼自己的儿子,终于会许了王贤妃。放眼朝中,最适宜的人选,便是公子!若到时皇上约婚,公子应是不应?若是应了,两宫太后、皇后、朱妃、昌王,都难免要视公子为眼中钉、肉中刺;若是不应,皇上心中不快,王贤妃也必然怀恨在心,连高丽国王都不免要恨上公子。公子到时候,又要如何自处?!”
第二卷《权柄》第七集《国之不宁》第二节上
七月的汴京,热得让人恨不得把身上的皮都剥下来,汴京城的码头、城门却依然有无数的船只、车队、以及百姓进出来往,为生计奔波忙碌着。这座人口繁多的巨大城池,是当时全球毫无疑问的消费中心,无论是奢侈品还是生活必需品,汴京城的需求,都非常的惊人。而这一切,全部有赖于发达的水陆运输业与相关的劳动者。
而在熙宁十年,与整个帝国水陆运输业相关的工程以及参预的民众,都达到了大宋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来的高度。
自从石越提出的官道修葺计划进来以来,大宋的君臣士民,认识到交通的发达对帝国的繁荣至关重要的人们越来越多。在官道修葺计划进行顺利,以及以杭州为中心的两浙路良好的交通道路网的刺激下,帝国一部分青壮派的低级官僚再也不甘寂寞,这些官员或者是所谓“学院党”出身,或者受到王安石、石越的双重影响,或者只是为了迎合上意,又或者竟是为了捞取私利,总而言之,熙宁十年宋朝官场最流行的话题之一,便是“修葺官路、浚清河道”。
于是,整个帝国在熙宁十年的上半年内,除了少数名臣统领的路州之外,大至一路、小至州县军监,数以百计的工程开始进行,远远超过了石越与苏辙最初的计划,而这些修路与沟通水道的工程,绝大部分是毫无必要的,某些州县甚至沟通了一些根本不可能通航的河道,以做为地方官的“政绩”上报!
至于这些工程所需要的费用,毫无疑问,财政并不宽裕的朝廷不可能给予实际上的支持,为了迎合上司的口味,这些官员们不得不将工程所需要的款项尽量报低,以显示自己的的能力。至于实际需要的银钱,温和一点的就向商家富室强行借债,严苛一点的则擅自变相加税。至于强征百姓劳役,更加成为不可避免的手段——所谓的区别,不过是手段的温和与否,比如某些风评较好的官员,会采用地方分段承包的方式,将费用与劳役分摊到各村各族,以各村各族各管一段的方式来进行工程,建成之后,再立一个石碑,纪念表彰有功之人。这样的方法,本质上也是不付任何费用来役使民众,不过却较容易得到百姓的接受或者说不反感,较之简单粗暴的强征,相对来说自然要好许多。
虽然《汴京新闻》与《西京评论》对这些行为都有所揭露,朝廷中也有一些谏官与御史进行攻击,但是皇帝自从压制住宗室与朝中的蠢蠢欲动之后,就将大部分注意力转向了石越在陕西挑起的战争以及帝国正在稳步进行的军制改革;更何况大宋朝廷的大部分官员,根本无法有效的分辨出地方官员上报的工程哪些是必需哪些是多余,虽然三令五申禁止地方官吏强征劳役,但是一方面朝廷对地方官员修葺道路、浚清河道所取得的“政绩”大加嘉奖,一方面却根本没有实际的手段来调查、处罚强征劳役的官吏,那么无论是皇帝的诏令还是政事堂的命令,毫无疑问也就并没有值得期望的必要。
各地的百姓所能盼望的,也不过是希望本地的官员,不要在农忙的季节来多事就好了。
然而在这个炎热的七月,整个大宋朝廷,包括帝国的尚书省右仆射吕惠卿在内的文武官员,大部分人对各地百姓的这种最低期望却并无兴趣。
平夏战与讲宗岭大捷之后,皇帝要如何封赏有功之臣?朝廷的权力格局在此之后会出现怎样的改变?第一大功臣高遵裕会不会调入枢密院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石越还会不会继续留在陕西?
有无数类似的问题,需要得到解答。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边境的大胜与大败,本质上是一样的——都会对朝廷既有的权力格局产生一定的冲击。
汴京城喜气洋洋、热闹非凡的表面之下,还掩藏着许许多多的东西。
群玉殿。
在炎炎夏日中,这里却清凉得有点阴冷。
王贤妃斜躺在一张凉椅上,清秀的脸上有着淡淡的忧容。站在她下首的,是成安县君金兰,这是王贤妃生产之后,金兰第一次被允许来看望她。因为按当时的习俗,女性生产之后,一个月内是不能下床的,外人自然也是不便来探望。
“信国公一切可好?”必要的礼节过后,金兰直接询问起她最关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