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在仁多瀚得知政变部分事实的两天后，大宋陕西路安抚使石越的公案上，就摆上了一份有关西夏政变详情的情报，这份情报同时以金字牌递发枢密院乃至御前，以宋朝的驿传体系，可以保证最多四五日之后，这份情报能够摆在大宋皇帝的御案之上。因为熙宁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是己丑日，所以宋朝的这份情报称当日西夏发生的政变为“己丑之变”。到了二月底，京兆府的《秦报》不知道通过何种渠道得知西夏政变的消息，卫棠亲笔撰文，头版头条冠以“己丑政变”之名，各大报纷纷转载，袭用此名，从此无论宋辽夏，不分官民，都称西夏之政变为“己丑政变”。

当然，怎么样称呼西夏发生的事情，只是无关紧要的小花絮。

宋朝的两个敌国都不安稳，但是一个让汴京的君臣们高兴，一个却让汴京的君臣们担忧。在西夏，大宋看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在辽国，耶律浚却势如破竹——这位大辽的皇帝是如此得到民众与兵士的拥戴，他大军所到之处，百姓杀掉守吏，士兵杀掉将领，纷纷投降反戈，即使得到宋朝“民间的走私”相助，杨遵勖也毫无作为可言，只是被吓得躲在大同府的高城之下，苟延残喘。

耶律浚将大同围了里外三匝，杨遵勖的倾覆，指日可待。

辽主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刚刚办完曹太后丧礼的赵顼与他的臣子们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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