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且，蜀中其实也没多少存粮——石越抚陕，密谋伐夏，为筹集粮草，事先曾向蜀中买粮；而各地常平仓之挪用亏欠又是常事，熙宁十四年时，蜀中官仓存粮本就不足，吕吉甫以为西南夷反手可定，亦未先作准备，事到临头，只好行和籴之法。然自孟氏以来，虽有‘扬一益二’之谓，然益州之赋役亦素重于他路，富者固有之，而下户亦极多。朝廷虽屡有严禁，不得擅自向下户和籴征调，和籴需由自愿。但一旦涉及军需，地方官征不上粮草，便要丢乌纱帽……”说到这里，司马康忍不住讥刺道：“——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何况这竟是要丢乌纱帽的？哪里由得你百姓自愿不自愿？和籴转而变成科索，有良心的官员，一手交粮一手给钱；次一等的官员，先交粮后给钱；最劣者，则是籴粮之后，给你一张欠条而已，朝廷拨放之钱钞，反入了这些贪官之口袋。况自古以来，地方官吏皆是欺善怕恶之辈，朝廷远在汴京，地方豪强却是近在眼前，几道诏令，怎管得住他们欺上瞒下？自然和籴也是中户与下户来承担。”

“用兵则不免于征粮征夫，征调则百姓愈加困乏，百姓愈困苦则所征调之物愈少，征调之物愈少则官吏征调愈急，愈急则百姓逃匿，或聚为盗贼，于是治安愈乱，需兵愈多……而益州路诸司或媚附吕吉甫，或惧其威势，多方隐匿，报喜不报忧，有几个据实上报的，反被斥为主官无能——别州无事，惟他这一州便有事，这不正是你无能么？事后这些官员便都被降级甚至贬斥。若非自三月以来成都粮价突然一路暴涨，几个月内由一贯每石攀升至交钞两贯，朝廷还被蒙在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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