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吕惠卿一回到府中，便派人送了札子去太府寺卿薛向府中，请薛向过府叙话。当年王安石为相，称得上新党干将的，除了王元泽外，不过韩绛、吕惠卿、曾布、邓绾、蔡确、薛向等数人而已。这些人中，韩绛资历较高，邓绾很早就遭斥，吕惠卿、曾布、蔡确，虽然同为新党天王级的人物，但除了对王安石外，彼此间却互不服气，明争暗斗从未停止过。吕惠卿虽然最终在政治斗争上胜出，接过王安石的衣钵，十年为相，继续主持熙宁变法；但是新党经过这一内耗，其实也元气大伤，曾布、蔡确相继被贬往海外——当年王安石变法之时，新党便已是人材奇缺，至吕惠卿执政时，新党所能依赖的，只能是常秩、舒亶、陈元凤这种资历、声望更浅的官员。象章惇、陆佃这样资历的人，因为对吕惠卿不满，许多人都倒向石党，留下来的也是支持新法多过支持吕惠卿，这些人都是吕惠卿所指望不上的。这也是吕惠卿在执政期间没有推行过于激烈的改革路线，维持与旧党、石党共同分享权力的重要原因之一。要知道，当年王安石执政时，不仅是皇帝唯一的选择，而且又有崇高的道德威望，在“政府”中，有韩、吕、曾三大助手，先后又有邓绾、蔡确掌握台谏，整个新党毫无选择地团结在王安石的周围，自然比较有底气大胆改革，也不那么害怕政治斗争。但吕惠卿执政十年，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好事。外有司马光、石越制肘，连台谏都无法完全控制；内则始终无法有效地统合新党，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吕惠卿被迫从现实主义出发，做出了大量的妥协。但即使是这样，吕惠卿也从未动过念头要引薛向进中枢帮助自己。薛向早在仁宗之时，便以“财计”闻名，长期在永兴军路（即陕西路）等地担任转运使，政绩卓著；熙宁初年，又曾经是均输法的实际执行者，做过六路发运使，权倾东南。而且，因为长期在外，只短暂担任过权三司使，旋即又转任地方，远离汴京的纷争，也是早期新党天王中，除了吕惠卿以外硕果仅存的一个人。但也正因如此，不能真正统合新党的吕惠卿，更加不愿意新党中再出现可能的竞争对手，因此，尽管二人私交甚好，但吕惠卿为相期间，多半的时间薛向却都在各路任转运使等官职——熙宁西讨的时候，皇帝因薛向熟知陕西情事，曾经想召他为同知枢密院事，负责军需后勤，亦为吕惠卿所沮，只是这事几乎没几个人知道。直到不久前，吕惠卿几乎自保不暇，薛向才得以进入中枢，担任太府寺卿。其后，吕惠卿为了拉拢薛向，更是暗示只待皇帝病好，便引他进入政事堂当参知政事。薛向虽然明知道吕惠卿有猜忌自己之心，但是他执行均输法之时，得罪过不少人，旧党很不喜欢他，而与石越虽无旧隙，但是石党正是倒霉之时，石越自顾不暇，他也指望不上——更何况，他资历远高于石越，又不象曾布受过挫折且与石越私交甚密，他也未尝没有耻居其下之心。所以虽说熬了十几年，到头来，他暂时能倚赖的，还是只有吕惠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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