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中，

我们沉思繁盛。

现在，那些著名的存在主义者和现象学家都已远去，而自年轻的艾丽丝·默多克在1945年读到萨特，并惊呼“这种兴奋——从不记得我有这么兴奋过”以来，几代人也已长大。最初的那种激动，已经越来越难以再现。虽然我们仍能从一些黑白照片中——比如，在桌旁抽着烟斗的萨特，戴着头巾的波伏娃，衣领竖起、神情忧思的加缪——找到怀旧的浪漫，但他们永远再不会像当初看起来那样质朴与危险。

但话说回来，存在主义的观念和态度，已经深深地融入了现代文化之中，我们几乎都不再把它们视为存在主义的东西。人们（至少在那些相对繁荣、没什么更迫切需求干扰的国家中）会谈论焦虑、不诚实和对承诺的恐惧。他们会担心处在自欺之中，虽然他们不用这个词。他们会因过多的消费选择感觉到应接不暇，但同时也感觉自己能掌控的事情比以往更少了。对一种活得更“真实”的模糊渴望，让许多人——比如——去报了周末静修班，允许自己的智能手机像儿童的玩具一样被人带走，然后花两天时间在乡间美景中散步，重新找回彼此和被遗忘的自己。

此处这种未命名的渴望对象是真实性。就像20世纪50年代一样，这个主题也同样困扰着现代的娱乐业。在电影中，比如雷德利·斯科特的《银翼杀手》、沃卓斯基姐妹的《黑客帝国》、彼得·威尔的《楚门的世界》、米歇尔·贡德里的《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和亚历克斯·加兰的《机械姬》，存在焦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与技术焦虑纠缠到了一起。而在萨姆·门德斯的《美国丽人》、科恩兄弟的《严肃的男人》、史蒂文·奈特的《洛克》和数量众多的伍迪·艾伦电影，包括标题取自威廉·巴雷特同名书的《非理性的人》中，更为传统的那些与意义和决定做斗争的存在主义英雄成了主角。在大卫·拉塞尔（David O．Russell）2004年那部《我爱哈克比》中，两位互为死对头的存在主义侦探，则在阴郁生活观与积极生活观之间的差异中互相较量着。在森林的另一边，我们找到了泰伦斯·马利克很多迷狂的海德格尔式电影，他在研究生阶段曾研究过海德格尔，在转向电影制作之前，还翻译了他的一些作品。所有这些风格迥异的影片，围绕的问题都是人的身份、目的和自由。Existentialism and Contemporary Cinema （New York＆Oxford：Berghahn，2011），William C．Pamerleau，Existentialist Cinema （Basingstok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9）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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