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通过对官吏保持高压，坐收一石数鸟之效：第一，澄清吏风；第二，发泄旧怨；第三，收聚民心；第四，抬升帝威；第五，杀鸡儆猴。这里面，既有直接目的，更有他深谋远虑的筹划。如果朱元璋的打击对象只有渎职枉法的狗官，事情另当别论，但我们发现并非如此。在一些著名的大案里，惩治污吏或不法之臣只是由头，被朱元璋借题发挥，搞扩大化，辗转牵扯，最后挖出来一个又一个“反朱元璋集团”，其中，胡惟庸、蓝玉两案分别都连引至数万人。

整个明代只有过四位丞相：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胡案后，朱元璋废相，古老的相制就此终结（清代官制基本照抄明代，也未设相位）。而仅有的这四位丞相，除徐达外，另三位居然全在胡案中一网打尽，可知此案之巨，亘古未有。

胡惟庸得罪的直接原由，据说是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今属越南）使者来贡，胡惟庸自行接见而未奏闻。然而，占城贡使却被一个太监遇见了，朱元璋由是知此事，大怒，敕责。胡惟庸等惶恐之下将责任推诿于礼部，说是他们处理不当，礼部岂甘做冤大头，反过来坚诉与己无关。推来推去，惹朱元璋益怒，一股脑儿将中书省、礼部诸臣统统下狱，审讯谁是主使。很快，首先将汪广洋（时汪为右丞相，胡为左丞相）赐死。汪死之时，其妾陈氏自愿从死。朱元璋听说此事，命查陈氏来历，得报告说陈氏乃是某罪臣之女，没官后充汪妾，朱元璋再次发作，说：“没官之女，止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竟以这个理由判胡惟庸及部臣等“咸当坐罪”。恰在此时，有两个与胡惟庸过从甚密的官员告发胡阴结武臣谋反，胡当然被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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