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仅限于屠戮功臣,朱元璋不过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古老帝王术的热情摹仿者,尽管也许下手最狠、做得最绝,但终归无所创造。
不,他当然有所创造。
他提供了这样的认识:帝权危机,要从体制上解决。否则,除掉一茬人还会有第二茬、第三茬人冒出来。这是他按照老办法,杀了又杀之后所悟出的道理。由此中国的帝权,更上层楼。我们来看有哪些具体表现:
(一)夺政权于丞相。洪武十三年诛胡惟庸,朱元璋颁诏,正式废除相制,“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总之。”以后,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内阁制;内阁除照旨票拟外,有建议权,无决策权,一切决策皆出中旨。此为亘古以来之所无。
(二)夺军权于将领。“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所有军队直属皇帝,一兵一卒只有皇帝可以调动;将领与部队脱钩,接受军事任务后才派至所部行使临时指挥权,战事毕,将领交还绶印、部队各回卫所。这是对唐宋经验的继承和发展,唐宋两朝,军权收归中央,“然其职官,内而枢密,外而阃帅州军,犹文武参用”,文职重臣外出领军,为全权性质,可直接带兵,亦即文臣临时变身将军,故曰“文武参用”。而明代进一步设计出文武“截然不相出入”的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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