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起来，朱元璋打造的君主极权，铁桶一般，百密无一疏；他自己亦感得意，死前二年颁布《祖训条章》，自云“即位以来，劳神焦思，定制立法……开导后世”，“日夜精思，立法垂后”，所创制度“永为不刊之典”，子孙要“世世守之”，“后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论无赦。”人到晚年，总想给自己说些盖棺论定的话，特别是那些自以为很伟大的人物，他们临死前，通常会设法让人们记住自己这一辈子干过哪些大事、建立了什么伟业。看来，对朱元璋来说，他最想让人们记住的，就是“立法垂后”；他觉得在这个方面他不仅付出最多心血、下了最大工夫，而且干得相当完美；他甚至对自己的成就产生某种迷信，以为有如此完备的体制在，就算后代无能，也可以轻轻松松当皇帝（“以后子孙，不过遵守成法以安天下”）。

果真如此么？

独裁者总是自信——不，过度自信——以至于虚妄。就在朱元璋自信之中，危机已经潜生，而他浑然不觉。

最深的危机，竟来自他自身的两重性。

暴君和仁主，一身而二任。既向往仁爱，又加倍以暴政维护其极权。这是他作为皇帝的独特处。很奇怪的，他一面扮演着血腥的、对酷刑着迷的屠夫，一面却延请纯正的儒师，把皇位继承者培养成仁柔之人。阅其史料，对此矛盾每感格格不入、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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