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事实证明，朱棣才是朱元璋构建的体制的合格继承人，但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却要以不合法方式来得到似乎天然属于他——抑或他才真正与之相配——的权力。同时，他的权力越是来得不合法，他就越发想尽一切办法来巩固和强化这权力，结果，他的这种努力与那种权力的本质，二者反倒相得益彰，彼此生发，将各自真谛发挥得淋漓尽致。

朱棣以武力推翻建文帝，虽非不费吹灰之力，但着实颇为顺利，一如两个不同重量级的拳手之间的较量，没有悬念。

他称帝的真正障碍，不是朱允炆，而是“合法性”。当把守金川门的谷王朱橞和李景隆为他打开城门之时，战争结束了，然而朱棣却意识到，现在他才面临真正严峻的考验。作为胜利者，他享受到的不是欢迎、拥戴和臣服。他赢得了战争，却没有赢得承认。史料为我们揭示出朱棣进入南京城时所遭遇的尴尬局面：迎降的朝臣不过百十号人，而“遁去者，达四百六十三人”，这还不包括自尽者、被捕者。假如换置为现代民调的表述方式，朱棣的支持率不足百分之二十。

为什么？

朱允炆良好的声誉是一个原因。万历年间，李贽于《续藏书》借评述方孝孺其人之机，极大胆地在同洪武严政相对照的意义上，称赞建文的四年之治：“盖（洪武年间）霜雪之用多，而摧残之意亦甚不少。建文继之，专一煦以阳春。”比朱元璋为严冬，而把朱允炆比做阳春，乃至说他善始善终地（“专一”）只把温暖带给民间。这个说法应不过分。由建文入永乐的时人朱鹭，在诗《过金陵吊方正学诸臣》里写：“四年宽政解严霜，天命虽新故忍忘？”严霜，指朱元璋；天命虽新，指朱棣上台。诗句中对朱允炆怀念之意甚浓。从朱鹭到李贽，一百多年过去了，朱允炆的良好声誉却是一贯的，没有什么不一致的材料来推翻这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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