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暴力的运用是如此熟悉，甚而视为自然之事。在我们的纵容之下，微不足道的怒意或引起争议的权力都会成为充分的理由，可以在国家之间产生敌对的行为。但是就圣战的名义和性质而论，需要进行更为严谨的查证。我们不能贸然相信，耶稣基督的仆人就可以肆意拔出毁灭的宝剑，除非动机相当纯洁、争执完全合法、需求无法避免。作战行动的策略要求取决于经验获得的教训，然而这种教训得来何其缓慢。在采取行动之前，宗教事业的公正与合理要能满足我们的良心。十字军东征的时代，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的基督徒，全都被说服，认为发动十字军是顺应天理人情的事。他们不断滥用《圣经》和修辞的文句来掩饰他们的实际想法，看起来像是坚持信仰的理念以及上天赋予的自卫的权利。然而他们却赋予耶路撒冷“圣地”的特定称呼，将异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都视为邪恶的敌人。

其一，正当防卫的权利可以将民事和宗教的盟友全部包括在内，这是很合理的事。权利的获得基于危险的存在，敌人的恶意和实力所形成的双重考量是评估的重点，归咎于穆斯林信奉对人类有害的教条，他们认为有责任要用刀剑灭绝所有其他的宗教。这种无知和偏见的指控受到《古兰经》的驳斥，从伊斯兰征服者的历史，以及他们对基督教信仰公开与合法的宽容，也知道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说法。但是不可否认，东方的教堂受到严苛的束缚和高压的迫害。即使处于这种环境，无论在平时还是战时，他们对于统治世界的绝对权力，依然坚持己见维护神意的权力要求。在正统教会的信条之中，不信上帝的民族始终是巨大的威胁，会让我们丧失现在的宗教或未来的自由。到了11世纪，土耳其战无不胜的军队的确令人感到忧虑，这种后果不仅真实存在，而且已经近在眼前，不到30年的工夫，他们就征服了亚洲所有的王国，最远到达耶路撒冷和赫勒斯滂海峡，希腊帝国在毁灭的边缘摇摇欲坠。除了对基督教弟兄表示诚挚的同情，拉丁人基于公理正义和利害关系也要支持君士坦丁堡，这是西方世界最关紧要的天堑，为了更好地进行防守，对不战而屈人之兵与击退眼前的强袭，应该给予同等的重视。为了达成目标，必须提供适度的援助。我们同意非常现实的考量，但是派遣数量如此庞大的兵力到距离遥远的东方去作战，亚洲无力供应强大的援军，就会遭到覆灭的命运，欧洲会因人口减少而降低应有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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