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人都觉得需要最强烈的字眼和音调，最动人的举止和风度，去影响支配别人，而这是无法侥幸的。革命的政治家、社会主义者、基督教或非基督教的传教士，所有这些人一提到“责任”，事实上，他们也老是提到具有绝对性质的责任，没有这种责任的人就没有感伤的权力！他们就想攫取劝诫某种绝对不可避免的道德哲学，或同化许多宗教，就像马志尼所做的那样。

他们要得到人们的绝对相信，就必须先要绝对相信他们自己。这样，他们的跟从者与下属才会乐于感觉并宣告他们自己。这样我们就会产生最天然的，其中大部分也是道德启蒙运动和怀疑论的最有力的对手，不过他们毕竟不多；从另一方面来说，当争论和荣誉似乎都在阻止它时，在任何以利益诱导服从的地方，都有许多对手。

当一个人想到自己身为一个君主或一个党派、组织，甚至财团的工具时，他感到很可耻，而希望只是这个工具，在他自己和大众面前是如此。这种人需要一种在任何时刻都能诉求的感伤的原则，一个绝对“应该”的原则，一个人可以不必感到羞愧地服从自己，而且表现出自己是受支配的。所有更高尚的卑屈，很快会把握住绝对不可避免的责任，而那些要将责任的绝对性质抽掉的人才是致命的敌人：端正向他们要求这个原则，而且不只是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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