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由于某些理由，罪犯在科学的领域中并没有公民权；只有当他们自愿屈就一种假设的谦逊，一种为了体验而预备的立场、一种有限制的虚构，通向知识领域的途径和其中特定的价值，才能得到认可，不过，依然要加上一项限制，这一切都必须接受警察的监督，由于我们的不信任，必须让警察来监督。

更确切地说，这岂不是暗示，只有当罪犯不再是一个罪犯的时候，才能获准进入科学领域吗？难道只有在一个人不再负有任何罪名时，才能接受科学精神的训练吗？大概是这样。我们看得出来，科学也必须以一种信仰为基础，“没有前提”就根本没有科学。我们无法预先断言“真理是否必要”这个问题，必须在原则、信仰或确信可找到解释的诸般情况之下，才可论定，“没有比真理更为必要的，相形之下，其他事物只有次等价值。”

这种追求真理的绝对意志究竟是什么呢？是不让我们自欺的意志吗？还是不欺人的意志？

假如我们被概括在一般法则之下，追求真理的意志也可以解释为这种形态：我不欺骗！尤其是“我不欺骗自己”。

可是，为何不欺骗呢？为何我们不能被欺骗呢？我们必须注意到前后两个问题的原因，属于不同的范畴：一个人不愿自己被骗，在这前提下，被骗是有害的、危险的或致命的，由此看来，科学是一种谨慎、预知与实用的延伸过程，大概有人反对这种看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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