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两代的学者从现实立场出发，对秦始皇做出了适合时势的评价。唐代以降，及至民国，对秦始皇的评议并没有消歇，赞扬者有之，批评者也历代不乏。总之，对秦始皇的评价成了一种独有的文化现象，有正统的官方评价，也出现了民间声音。自宋代到民国，在这一跨度颇长的时间里，有关秦始皇的评价集中在哪几个方面呢？他们做出了怎样的有别于前代的评价呢？

在所有有关秦始皇的评价中，最具争议的问题是焚诗书坑术士，但是，唐代之后，“焚诗书”里的“诗书”变成了所有的书籍，“坑术士”中的“术士”演变成了儒者，变成了“焚书坑儒”。所以，焚书坑儒成为后期评议的重点之一。

第一个涉足这一热点的是南宋初年的大学者郑樵（1104—1162）。郑樵是南兴化郡莆田人（今福建莆田），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学家、目录学家。郑樵一生不应科举，努力著述。《通志》是其最具特色的著作，这是一部专门以研究中国古代典章制度为专题的史书。其中《校雠略》一卷中，郑樵写下了《秦不绝儒学论二篇》两篇文字。这两篇文章不长，但是，它提出了一个重大课题，即秦始皇坑杀的儒生只是“一时议论不合者”，“秦时未尝废儒”，“秦时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

郑樵的依据有六点：一是汉初大儒陆贾就是秦朝之人；二是刘邦手下另一重臣郦食其也是秦朝儒生；三是为刘邦议定朝仪的叔孙通是秦朝中央政府的“待诏博士”；四是秦二世在坑术士之后曾经召集博士三十余人商议朝政；五是叔孙通降汉王刘邦之时，手下有儒弟子百余人；六是项羽死后鲁地百姓为项羽守节，直至刘邦将项羽的人头示众，鲁地才降汉。可见，秦朝宫廷并没有废儒学，所以大秦帝国有儒生、有儒学、有儒学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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