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摄影的影响，有两个广为人知的理念可以讨论一下。这两个理念观已差不多变成老生常谈，但由于我发现我自己一些有关摄影的文章——最早的文章写于三十年前——也阐述过它们，故我忍不住要对它们提出异议。

第一个理念是，公众注意力受媒体注意力左右——媒体在这里是指最具决定性的影像。有了照片，战争就变得“真实”。因此，抗议越战的浪潮是由影像动员起来的。觉得必须对波斯尼亚战争做点什么，也是由新闻记者的注意力——有时被称为“CNN效应”——推动的。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新闻记者的注意力把萨拉热窝被围困的影像，夜复一夜地传送到千千万万的客厅里。这些例子，说明了摄影对我们注意哪些灾难和危机、我们关心什么和最终如何评估这些冲突，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第二个理念是——看上去好像与上述论点相反——在一个影像饱和，不，应该说超饱和的世界，应该是重要的事情，效果却不断递减：我们变得麻木不仁。结果，这类影像使我们变得有点儿不能感觉，难以激起我们的良心。

在《论摄影》（一九七七）一书六篇文章的第一篇，我谈到虽然通过照片了解的一个事件，肯定比没有照片了解得更真实，似是经过不断曝光之后，真实度开始减弱。我写道，照片创造了多少同情，也就使多少同情萎缩。是这样吗？我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确是这么认为的。现在我可不那么肯定了。有什么证据表明照片的影响不断递减，表明我们的观奇文化消解了暴行照片的道德力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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