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照片——苦难的象征，例如一九四三年华沙犹太人隔离区那张快照，一个小男孩举起双手，正被押送去火车站，运往集中营——可以像死亡象征物一样，用做沉思的对象，以加深我们的现实意识；当作世俗偶像也无妨。但若要这样做的话，似乎也相应地需要一个神圣或冥想的空间，以便观望它们。在现代社会，公共空间的主要模式，是大型商场（也可以是机场或博物馆），专门用于严肃事情的空间十分稀少。

在美术馆里观看展示他人的痛苦的悲惨照片，似有轻薄之嫌。即便是那些其吸引力，也即其感染力似乎永远不减的终极照片，例如一九四五年集中营的照片，其分量也会因观看地点不同，例如在摄影展览馆里（巴黎的苏利厅、纽约的国际摄影中心）、在陈列当代艺术的画廊里、在博物馆目录册里、在电视上、在《纽约时报》的版面里、在《滚石》杂志版面里、在书本里，而发生变化。一张见于相册或印于粗糙新闻纸的照片（例如西班牙内战照片），一拿到雅妮丝比精品店陈列，感觉就不一样了。毎张照片，都有一个观看环境。而环境已不断繁殖增多。意大利便装制造商贝纳通在一场声名狼藉的广告攻势中，利用了一名克罗地亚阵亡士兵血迹斑斑的衬衫的照片。广告照片在野心、精巧、漫不经心地狡猾、越轨、反讽和肃穆方面，往往不逊于艺术照片。当卡帕那张倒下的士兵的照片刊登在《生活》杂志上时，对页是一幅男用理发品“维他利”的广告，两种照片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无法逾越的鸿沟，一张来自“编辑部”，一张来自“广告商”。如今，不存在这种界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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