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变换同样站不住脚的观点，总是在同一层面上寻求由来，究竟所为何来？

塞缪尔·贝克特

每刻都可能会出现绝对的虚无；虚无的可能性。

约翰·凯奇

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智性、艺术或道德活动都为历史化这一意识掠夺性地占有。任何叙述或行为都可以被视为必然短暂的“发展”，抑或，在更低层面上，被贬为纯粹的“时尚”。今天，在人类思想中，这种对自身成就的看法几乎是一种第二天性，而它极大地损害了这些成就所具有的价值和所体现的真理。一百多年来，历史化观点一直占据着我们理解一切事物的中心。也许它一度不过是意识的边缘抽搐，现在却变成一种巨大而无从控制的姿态——一种让人类得以不断保护自己的姿态。

我们将事物置于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时间连续体中来理解。存在不过是在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一剧烈变动的流动中意义并不稳定的实现。但是，即使在最具意义的事件中，也带有其过时的形式。因此，单部作品最终要融入一批作品中去；生活细节构成整个生活史的一部分；个人的生活史离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历史会显得难以理解；而社会生活就是“之前情况”的总和。意义淹没在生成的潮流中：即毫无目的、连篇累牍的出现和废弃的循环运动。人的生成就是耗尽其可能性的历程。

不过，历史化观点同样有害，并不比历史意识这一恶魔高明。遗憾的是，如今人类正置身其中的持续耗尽可能性的状况（这种状况被思考和历史本身所揭露和质疑）看来不只是一种思想“态度”，没有办法通过改变思考的重点来废止。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西方最好的智性和创造性思考在整个人类生活期中似乎无可辩驳是最具活力、最深入、最敏锐、最有趣和最真实的。然而，同样无可辩驳的是，所有这些天才思考的结果是我们意识到自己立于思想的废墟中，濒于历史和人类自身毁灭的边缘。（我思故我在因而盛行。）最明智的思想家和艺术家日益成为这些生成中的废墟的早熟的考古学家，或义愤或坚忍的挫折诊断专家，或高深莫测的编导，在恒久的天启时代，主导着个体生存必须的复杂精神活动。追寻新的共同愿景的时代可能业已结束：如今，无论是最乐观的和最沮丧的，最愚蠢的和最睿智的，都已有定论。但个体对精神引导的需求却前所未有地迫切。各自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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