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极少知道，就在突厥大军缓缓撤离长安外围的当天晚上，在东宫显德殿里参与议政的文武阁僚们展开了一场关于新朝朝政体制的大争论。在来自外部的迫在眉睫的军事危机被化解之后，李世民的注意力立刻转向了内政。经过大业末到贞观初十几年的战火荼毒，中原大地早已是满目疮痍，百姓流离失所者十停里倒有六停之多。广袤的国土上狼烟方息残墟处处，民部田土丁户簿子上在编的户口总共还不到三百万之数。太上皇李渊刚刚登基的时候，唐室还未拥有天下，关外各处乃至陇西都还有割据势力为患，武德五年平刘黑闼之后，唯一硕果仅存的割据势力江淮杜伏威也随李世民入关中为臣，将自家统治下的几千里江山拱手献上，自那时起李家方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共主。然而从武德七年开始，太子秦王两股势力争夺储位的内部战争便正式打响，使得当时的皇帝李渊头痛欲裂疲于应付，自然就没有精力和心情就新朝的国家大政进行讨论，更不可能就隋朝灭亡的经验教训进行广泛深入地讨论——如果真的那样做的话，只怕朝堂就将变成原东宫系人马打击秦王的主战场，毕竟谁都知道“杨广情结”是皇帝的最大心病。

武德九年八月二十九日，显德殿中展开了一场关系大唐王朝未来命运的大讨论。

在座的文武臣僚们泾渭分明地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尚书右仆射赵国公封伦为首，主张以宽简治政，执行轻徭薄役与民休息的国策，畜养民力发展经济之道，先富国而后强兵，说白了就“文帝之政”，也就是以黄老之道治天下，这一论调得到了以房玄龄、杜如晦为首的一大批原天策府臣僚的支持。而另外一派则以尚书左仆射宋国公萧瑀为首，认为天下大乱之后，法度废弛盗贼遍野，王道不存，治乱世当用重典，这个时候正是要以严刑峻法治理天下，明辨赏罚之制，非此则不能致太平之世，说白了就是行“商鞅之政”，也就是以韩非之术治国，这一派支持的人比较少，倒是有一些不大懂政治之道的武将们赞成。而大唐立国以来册拜的唯一一位外姓三公司空裴寂却被摒除在了这次国家大政讨论之外，未能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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