擢升外戚张尧佐引发的风波暂且告一段落，但相隔不到一年，烽烟再度燃起。皇祐三年（1051年）八月，赋闲在家的张尧佐接到了新的任命，宋仁宗不仅把宣徽南院使的头衔“还”了回来，还给他安排了一个颇有实权的职事：判河阳（今河南孟州）。

细论起来，这真是让人有些搞不懂，宋仁宗到底是情到深处无所顾忌，还是生性比较健忘，好了伤疤便忘了疼。根据《曲洧旧闻》的记载，是温成的“枕边风”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其中还有一段十分生动的描写。说是有一天，温成将前去早朝的宋仁宗送到殿门外，抚着他的后背叮嘱道：“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宋仁宗连声允诺，结果刚下达旨意，就被包拯拦住一通数落。包拯情绪激动，“反复数百言”，又是当着宋仁宗的面掰扯，结果喷了宋仁宗一脸的口水（“唾溅帝面”）。宋仁宗好不容易脱身回来，对着温成一通埋怨：你只管张口讨要什么宣徽使、宣徽使，却不知道像包拯这样的台谏言官有多难缠！

实事求是地说，上面的这段记叙，显然有艺术加工的成分，未必完全符合史实，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道任命恰似一颗划破长空的信号弹，让台谏言官的炮火再度对准张尧佐，铺天盖地猛轰过来。

在新一轮的交锋之中，“人狠话更多”的王举正再次充当急先锋，新账旧账搁在一块清算。他先是臭骂张尧佐“叨据非分”、“以尸厚禄”，接着痛批宰执班子“不念祖宗基业之重，顺颜固宠”，当然也没忘记捎带上宋仁宗，指责他“授受非当”，对上天、对黎民都没办法交代（“何以上答天戒，下慰民望哉”）。最后，依然是颇具威胁意味的收尾：如果圣上您执意要滥赏，那我王举正就辞官，以此警醒那些不识忠佞的睁眼瞎！（“以诫不识忌讳愚直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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