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没有待多长时间，先生。”移民局的检查员看着波波夫的护照说。

“一次简短的商务会议，”那个俄国人用他最纯正的美国腔说。“我很快又会回来的，”他对着那位职员微笑着说。

“那好，一定要尽快回来，先生。”又有一个印章盖在那本已经用得很旧的护照上，波波夫走进头等舱的候机室。

格雷迪会干的。对此，他深信不疑。对于一个他这样自负的人来说，这次任务的挑战性太大了，他决不会舍得撒手离去，同样使他难以割舍的还有它的报酬。六百万美元一次付款是爱尔兰共和军从未碰到过的事，即使在八十年代初期利比亚的奥马尔·卡扎菲资助他们的时候。资金来源一直是恐怖主义组织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历史上，俄国人曾给过他们一些武器，不过对于爱尔兰共和军来说，俄国人给他们的是更为宝贵的训练场所和与英国秘密保安局对抗的行动情报，但俄国人从未给过他们很多的钱。前苏联从未拥有过大量的外汇，它有的外汇也主要都用到购买具有军事用途的技术上去了。此外，他们利用的那对去西方国家当信使送信的老年夫妇（同时通过他们为潜伏在美国和加拿大的间谍运送现金），结果却证明几乎自始至终都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控制之下！想到这里波波夫也只有摇头苦笑的份了。克格勃尽管优秀，但联邦调查局也毫不逊色。作为一个机构，以虚掩实，它长期以来一直都有极为出色的表现。在上述的信使案例中，这种出色的表现使得由隶属于克格勃第一处下的A局的“积极措施”人员所进行的大量敏感行动都前功尽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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