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义事业行动”以后的日子里，不止一次地有人问我：“你吸取了什么经验教训？”以及“如果你必须重来一次，你会作出什么不同的反应？”

我还是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吧：“我会守卫公使馆，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诺列加进去的时候抓住他，抑或我们可以根本剥夺他那样的机会。”

至于获得的教训，我认为“正义事业行动”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行动，其成功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1986年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明确制定了直接到战场一级的指挥链以及完成指挥任务的权威。根据这个法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成了国家指挥当局（国防部长和总统）的首席军事顾问，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直接受其主席领导，并直接对他负责，而不是像原先那样直接对各位参谋长负责。这并不是说机敏的主席就不和各军种参谋长商量，但它省去了有时会受军种本位主义影响的、必须双方都同意才作出决定的过程。该法案还把作战的首席指挥官纳入了指挥链，给予他们作战与和平时期进行军事行动的额外权力。

其次，国家指挥当局给瑟曼将军下达了明确的指示。

第三，从一开始，瑟曼将军就给了我全权指挥部队的权力和制定计划所必须的自由。

第四，计划一旦制定，我们就通过授权部门逐级向上汇报，并得到书面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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