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写员——这就是科林西安丝自己挑的词，而既然这个词从十九世纪起就已明白无误，她母亲也就点了头，并且在同她那些女客们讲起自己女儿从州里的诗人罗瑞埃特那里弄到一个什么职务时，对别人投来的不解目光心中暗自得意。“她是麦克尔-玛丽·格拉汉姆的听写员。”这样一个费解的拉丁词语使她女儿的职业（何况，她根本不需要工作）听起来难懂，让人觉得一定要求很高，而且与她所受的教育完全一致。在场的妇女都不敢再追问细节，而是尽量记住这个词的声音，可是在词典里仍然查不到，不过，麦克尔-玛丽·格拉汉姆这个名字给她们的印象恰到好处。当然，这是一句谎话，即使用“秘书”这个更简单的词也还是瞎说，但是露丝还是坚信不移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人这样说，因为她相信这是真的。她当时并不晓得而且后来始终没有发现，科林西安丝是格拉汉姆小姐的使女。

由于科林西安丝除去做做红绒玫瑰花之外无所事事，她在谋求适合自己身份的职业上颇伤脑筋。她上过三年大学，三年级时还在法国待了一年，再加上她是生前德高望重的福斯特医生的外孙女，本来可以指望弄到一份比挂在格拉汉姆小姐地下室门上的两件工作服更体面的工作。她的这一切优越条件居然不能起什么作用，这一点依然使她难以置信。本来，人们也猜测过，她和姐姐，叫作莉娜的玛格达琳能够攀上一门好亲——而且科林西安丝的希望更大，因为她上过大学。她所受的教育教会了她如何成为贤妻良母，怎样对自己的居民区的文明——或者就她的情况而论，在开化启蒙方面——作出贡献。如果婚事不成，她还有多种选择：当教师、做图书馆职员，或者……嗯，反正都是需要智力来为公众服务的。可是随便哪一种命运都没有马上来轻扣她的前额，于是她只有等待。凭着自己门第高贵、肤色亮黄，她完全相信母亲的观点：她只能是对一个有专长的黑种男人攀龙附凤的褒奖。后来在她家这个城市有过一些招待会和茶会，其他城市也有过假日和周末活动，在这种场合都出现过这样的人选。四十年代她刚从大学毕业时，在迁居该城的黑人医生当中，第一位有一个比她小五岁的儿子。第二位是个牙科医生，有两个小女婴；第三位是一个年纪很大的内科医生（谣传他是个酒徒），他的两个儿子都已经成家。接着是一些教师，两名律师，一个承办丧葬的人——但其中很少有适当的人选，而科林西安丝也不中他们的意。她长相不错，也相当活泼，父亲又有钱，只要他们需要，大可仰仗这笔财产，可惜她缺乏那种追求精神。这些男人理想的妻子是能操持、善经营的女人，不应该对中产阶级的生活习以为常，因为他们自己对这种生活尚不敢高攀，还没有非分妄想，也没有全力以赴地去追求。他们希望自己的妻子能够患难与共，步步青云，而一旦爬到某一地位，就要胼手胝足来保住这个地位。他们希望妻子能够牺牲自己并能赞赏丈夫的艰苦奋斗和牺牲精神。科林西安丝有点太高贵了。一九四○年在勃利恩·莫尔大学毕业，一九三九年还到过法国。可太了不起啦。费斯克、霍华德、塔列狄加、图加鲁——这才是她们追求目标的领域。一个能讲法语、坐过“玛丽王后”号漂洋过海的女人不一定对未来医生的病人、未来律师的当事人以礼相待，而如果那男人是个教师，也不愿身边有一个比他受教育程度高的女人作妻室。有一阵子，甚至还考虑过邮局职员可以做莉娜和科林西安丝的恰当夫婿，但那时她们早已过了三十五岁的芳龄，而且露丝也只好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让步，宣布了她的女儿们不会嫁给医生。这对母女三人打击不轻，但她们总算挺过来了，靠的就是不承认更完全的真理：她们可能不会同任何人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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