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冰心先生去世的消息，重又落入母亲过世后的那种追悔。

虽然我叫她“娘”，然而我对这个“娘”就像对自己的亲娘一样，心中有过多少未曾实现的许诺！

这些年，我只顾沉溺于自己的伤痛，很少去看望这个疼我的人，说我自私也不为过。

最后一次见到冰心先生，可能是一九九三年，出国前到医院去看望她。她比从前见老了，有点像母亲去世前那几年的样子，心中一阵不宁。可头脑还是非常清晰，我们谈了不少话，关于文学、关于人生，说到对辛弃疾、苏轼、李煜——“太伤感了”，她说——的共同喜爱。

看到我头上的白发，她怜爱地说：“你太累了。”

“唉，心累。”

“心累比身体累更累。所以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我说：“一九四九年以后，变成‘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了。”

她说：“正是如此。所以我针对‘没有工不行，没有农不行，没有兵不行’，写了一篇‘没有士怎么样？’”

后来问到我的丈夫：“你看上了他的哪一点？”

“‘文化大革命’中不出卖他人。”

她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大革文化的命……你结婚之前，还带他来先让我看过。”又问：“欧洲那些国家，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意大利。”

“我也是。他们的女人即使不化妆也很漂亮，头发的颜色很深，像中国人。我现在还记得四句意大利语‘早上好’‘多少钱’‘太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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