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也是我研究的对象

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变成的一道滋味难辨的杂和菜：柏林，确切地说，是西柏林到了。

我走出机舱，迎面碰到的是史宾格朗架在肩上的摄影机，一挺重机枪似的瞄着我。在他身旁，还有一位助手，举着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人的照片，以“验明正身”。

我很不自在，差点用手把面孔遮起来。因为那场景很像克格勃被驱逐出境，或一大宗海洛因走私案破获，或策动某起政变的嫌疑犯被法院提审……

除了我们本人，他还拍摄了我们在传送带上的人造革手提箱。

根据我的经验，一个人只有在成为至圣贤哲后，他用过的一个勺子或坐过的一张椅子等，才会花那么多胶片拍摄下来，供后人膜拜和追念。如此这般，只能说明联邦德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对中国作家前来参加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的重视。

除“艺术节”的工作人员外，三月份在北京会见过的诺瓦克、彼得·施奈德，以及我的小说《沉重的翅膀》的译者阿克曼，也来机场迎接。

我乘施奈德的汽车前往下榻的旅馆。汽车由阿克曼驾驶，施奈德因酒后驾车，刚刚被吊销驾驶执照。

阿克曼开车，如理发师剃头用了一把不太好使的推子，理出来的头发就像狗啃的一样。他的刹车频繁而突然，每次刹车，众人都得猛然往前一栽。对此他解释道，他在上海工作两年，很久没开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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