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尼伯和圣地亚哥

7月26日，星期六，夜间

亨斯利睡觉的时候，泽特林待在圣地亚哥家中，懒洋洋地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用笔记本电脑与科本杰通过电子邮件交流。泽特林的家里暗沉沉的，很安静。妻子在楼上的卧室里，孩子——一个五岁，一个不满一岁——正在睡觉。他写邮件给亨斯利：

假如你暴露在病毒之下，不幸验出阳性，请立刻告诉我们（我们的手机每天二十四小时开机），加里或我会带着一个疗程的药物从北美飞往你在的任何地方。这是非正式的给药，除非你能前往日内瓦或美国。

祝好，

LZ

表面上看起来，两位科学家打算从肯塔基厂区取一套备品，但这么做势必会牵涉到大量的政府官僚事务和文件往来，亨斯利有可能被活活拖死。假如亨斯利生命垂危，他们准备取出藏起来的0号备品，无视有可能造成的后果，由他们亲自偷运给她（亨斯利本人对他们的计划一无所知）。

带着尚未取得许可、没有做过人体试验的实验性药物越过国境，意图在没有政府监督的情况下在一个人身上使用药物，是违法的。

“假如我们在把ZMapp带给丽莎的路上被逮住，我完全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此刻泽特林对我说，“这当然是犯法的。这么做非常危险。我们是一家小公司，这种行为是拿公司冒险。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会去坐牢。我有可能会被禁止从事药物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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