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6月初，我三路革命军会师陇海线时，山西阎锡山已正式附义。革命势力至此已奄有全国的大部，本可一举而下北京与天津，以实现我原先“打下北京再说”的主张。谁知正因军事进展的迅速，武汉方面反蒋声浪也随之高涨。卒使九仞之山，功亏一篑。

因宁汉分立后，武汉方面竟一变“容共”为“联共”，举行所谓“国共联席会议”，凡重要政令悉由两党合议施行。苏联顾问鲍罗廷操纵一切，俨然太上皇帝。所谓群众运动更搞得天翻地覆。这种过激的作风，早已引起军中官兵的疑虑。到1927年夏季，两湖军队愤懑的心情，已到无可压抑的境地。到5月21日，长沙驻军旅长许克祥部遂实行反共，并逮捕共产党员，是为“马日事变”。事变发生后，共产党即向国民政府施压力，要求处罚“不法军官”，而高级将官唐生智、何键等，反而左袒许克祥等，国民党领袖汪兆铭等也认为共产党过分嚣张，希图加以抑制。共产党不服，遂伏下武汉“分共”的契机。适此时第三国际首领斯大林等，也以武汉国民党不可靠，训令武汉中共自组“工农革命军”，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没收地主土地，并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等。其真正企图，是在乘机取武汉国民党而代之，以与南京相对抗。此项训令原极机密，孰知第三国际驻武汉代表、印度人鲁易，竟于5月31日将全件密示汪兆铭，希望汪站在共产党的一边，共同奋斗。汪氏大惧，乃召集中央领袖密议防共之计。6月5日武汉中央政治会议议决解除鲍罗廷国民政府顾问职务，并驱逐回国。6月6日江西朱培德也开始驱逐共产党人出境。武汉分共到此遂成箭在弦上。嗣后，汪兆铭、谭延闿、孙科、唐生智、张发奎、邓演达、徐谦等联袂抵郑州，电约冯玉祥于6月9日到郑，会议三日，是为“郑州会议”。会中，武汉方面决定将河南交冯部接防，武汉军遂全师南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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