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1月15日上午，我正拿着粉笔走向教室，系秘书忽传有台北电话，那原来是金恒炜先生打来要我写一篇悼念顾维钧先生的文章。

“顾先生去世了！”心头为之一怔。台北已知道了，而我近在咫尺却未见消息，所以感到愕然也。

顾先生自1912年他二十五岁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出任外交部和袁世凯大总统的机要秘书始，至1967年近八十高龄自海牙国际法庭退休止，盘旋于中国政坛的最高阶层先后五十余年而未尝间断。真是一生显赫、福寿全归，不特是中国近代史中所未有，即在世界近代史中，除丘吉尔一人之外，恐怕也难找到第二人了。

先生今以九九高龄无疾而终，这在传统中国原叫作白喜事，亲友晚辈本无悲伤之必要。只是顾公的门生故吏、晚辈亲友，近数月来，正准备明年为老人庆祝“百龄嵩寿”，孰知余时不过数月，老人却“避寿”而去，终不能不使晚辈感其哀悼也。

笔者之认识顾先生，进而成为顾氏的助手，还是由我那老本行“口述历史”开始的。在50年代之末，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一共只有两个全时研究员，那便是已故的夏连荫（莲英，英文名JulieHow）女士和我。但这时正在大陆“变色”之后不久，寓居纽约附近、头一号的中国前政要，真是一列地铁如何载得起！这对我们搞中国近代史的来说，也真是多彩多姿、美不胜收——只要这批历史制造者纡尊降贵，有意与我们合作，那我们无不欢迎，工作再繁重也得撑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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