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廷芳先生所撰有关两广六一事变的长文，在《传记文学》发表之后，曾引起史学界一些热烈的反应。但是刘氏今已八九高龄，当年和他共事的前辈和同辈，什九均已作古，以致刘氏在事变中所扮演的绝密信使的角色，除他本人在五十年后的口述和朱文长教授所转述其尊翁朱经农先生的故事之外，几乎已找不出第一手的旁证了。事实上这也是我们搞口述历史的最大困难之所在——民国史上该有几千百宗类似的事件，使史家难以掌握。笔者当年为顾维钧、李宗仁诸先生执笔撰写其回忆录，就不知碰到多少类似的难题。

当刘氏之文年前引起史学界注意时，我便想到，当年与刘同参密议、而今仍健在人间的，实在只有钱昌照一人。钱氏早年留英，30年代初期便荣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后累迁至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协办当年国府政策中最重要的财经资源，可说是才华洋溢、少年得志，甚至黑头开府、参与密勿，允为当年蒋委员长所最亲信的内幕人物之一。因此刘廷芳于六一事变期中，衔何键之密令，专机飞南京谒蒋，在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亲迎于江干之后，他第一个晋谒的竟然是钱昌照——这也可看出钱氏当年在蒋氏幕中的重要性。钱氏的回忆应当可算是刘文第一手的旁证了。

说来也巧，在六一事变五十年后，我因参加在大陆举行的“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会”，于1986年秋在北京参加了全国政协的招待餐会，不意竟与钱公同席。斯时刘文尚未引人注目，而钱公年届耄耋，宴会场上乱哄哄，因此除向钱先生致敬之外，就未敢与老辈乱扯学问了。后来刘文变成史界注目的文献，我真大呼负负——与钱公失之交臂，未能请他即席印证一下。所幸我那时看到钱氏精神矍铄，窃思他日返国，仍可专访请益也。不意这一小小心愿的“口述历史”，近日竟然有人代劳了，真是喜出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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