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公司总编（以下简称李）

葛亮：作家，文学博士（以下简称葛）

李：我们都知道葛亮的小说写得很好。所以当听到你要写关于电影的小说，很期待和好奇。不知道和坊间的电影书相比，会有什么特别之处。能说说你为什么要写《戏年》吗？

葛：好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大概在成书的过程中，我一直想将它写成一本记忆之书。王德威教授有本著作叫《小说中国》，借用过来，大概“小说电影”最能够表达写这本书的初衷。在我的认知里，电影是一种时代经验的载体，不光是个人的，而且是一代人的共同经验。这一点与小说异曲同工。它们都用一种普适性的审美和价值观，在塑造我们的成长。无可否认，每个代际的人都有着某种标识性的东西。《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少年人可以对“古伦木”“欧巴”这样的电影词汇心照不宣。看《阿凡达》的孩子就未必理解了。同样，地域也是一样。看阿尔巴尼亚电影长大的学生哥儿和泡在邵氏的粤语残片中的香港细路仔，也会有不同的文化烙印。我想用文字将这种烙印组织还原成某种轨迹，用故事的方式记录下来。其实也是一种梳理，关于我个人的，也是一群人的电影记忆。

李：没错，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回忆起我成长过程中的电影，尤其是童年的。也自然地联想起《星光伴我心》，因为基调中都有一种很动人的纯净感，而《戏年》给我更为亲切的感觉。对中国读者而言，这也是最好看的地方。因为它是立足于本土的。从立意到细节，都很贴近我们的过往生活。身临其境一样，比如看露天电影的热闹，相信很多读者读到这个段落，都是会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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