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涵漠

摄影｜吕海强

采访｜赵涵漠 林天宏 张博岚 李欣 税晶羽 赵静

在中国，现实主义电影受到意识形态与商业文化潮流的双重抑制，即便中国社会是现实主义电影的极佳土壤，但它的数量和质量并不令人满意。在这个狭小艰难的环境里，贾樟柯逐步成为颇有建树的电影导演。换言之，他接近赢得了一场天注定很难赢得的比赛。

20世纪70年代的山西汾阳县城，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从东到西地走完。再向西走一里就是田地。麦收时节，每天从清晨五六点钟开始，一个矮小的汾阳孩子不得不去那里帮亲戚、同学或体育老师干农活。有人会发给他一把镰刀，然后指给他眼前一片看不到边际的金黄色：“这一片是你的。”麦浪没有任何诗意可言，同学家那些半埋在土地里的粗壮的萝卜同样如此。他应该抡起镢头痛快地一下将萝卜刨出来，但每一次都失败地劈在中间，萝卜断成两截。

“我感到痛苦、羞愧，劈坏了萝卜像是杀了一个人。”30多年后的现在，曾被农活重压深深困扰的电影导演贾樟柯先生回忆道。他对现实世界中的县城、农田，以及附着其上的劳作者充满同情，这也部分构建了他此后表达的基础。成为导演后，他的镜头平视日常生活，他拍摄这个时代里的普通人的状态与困境。

接受《人物》采访那天，43岁的电影导演疲惫地坐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回忆往事。那是一套隐藏在北京电影学院附近居民小区里的三居室，天花板不高，灯光暗淡。造型各异的电影奖杯被陈列在毫无设计感的玻璃柜里，奖杯越来越多，于是不得不两三个挤进一个格子。门口矮柜上摆着他写的与写他的各种著作，以及一座小小的关公像，香炉里空空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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