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8世纪末叶直到19世纪，在漫长的一千多年当中，大和王朝的首都始终固定于平安京（京都），在这里，唐风与和风揉和掺杂，终于形成了日本独特的文化体系。

早良亲王的诅咒

桓武天皇时代，土地私有化日益严重，各地产生出大大小小的封建庄园来，严重影响国家税收和天皇制集权统治，使得朝廷不得不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以挽救班田制的彻底覆亡。

为什么呢？因为班田收授法虽然颁布了，但这项法令因为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社会生产状况，就存在着种种漏洞。最主要的就是，各大寺社仍然保有寺社地，而很多贵族也仍然保有自己的封地（位田、职田和功田等），这些寺社地和封地是不用缴税的。人口分布不均以及赋税沉重，导致很多百姓得不到授田或者耕不起授田，遂被迫进入寺社地或贵族封地，变成了新兴庄园中的农奴。

唐代的均田制都未能维持太长时间，更何况几乎生搬硬套的日本的班田制呢？

为了避免班田收授法遭破坏的状况进一步恶化，大和朝廷曾经多次移民边远地区，开垦荒地——奈良朝和平安朝屡次发兵东北，征讨虾夷，其内在动力即根源于此。然而因为这些新开垦地的地权是属于国家的——养老七年（公元723年），朝廷就曾颁布“三世一身法”，规定利用原有沟池新开的土地仍归开垦者一代所有，新修沟池开垦的土地则准许流传三代——所以开垦者普遍积极性不高，“农民怠倦，开地复荒”。天平十五年（公元743年），朝廷被迫修改旧制，发布“垦田永世私财法”，等于打破土地国有制，允许部分土地的所有权归于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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