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三月三日下午三时时分。
交通银行南京分行来了一位头戴礼帽,身着长衫的年轻人。
一名职员见来人气度不凡,手里提着一只黑色公文包,以为是金主上门,赶紧迎上去。
“这位先生,请问是存款还是取款?”
“哦,敝人在财政部供职,姓左,有公务要找你们陈经理。”
“原来是左先生。左先生,陈经理不在,徐襄理在。”
“徐襄理在也行,请通报一声,可以吗?”
职员姓吴,一听来人是财政部的,当下不敢怠慢。
“哦,请左先生稍候,我先去禀报一声。”吴姓职员把左先生让到大堂一旁的沙发上,躬身道。
大堂里有一圈沙发,是专供客人们办理业务时的临时休息区。
“好,有劳了。”
左先生坐到沙发上,顺手拿一份《中央日报》看起来。
不一会儿,一位半秃的中年男子从二楼匆匆走了下来。
“左先生,这位就是我们徐襄理。”吴姓职员指着中年男子给左先生介绍。
“徐寿先,左先生是吧,请问有何贵干?”徐襄理满脸堆笑冲左先生微微鞠躬。
“哦,徐襄理,是这样,这里有份公文请你过目。”左先生拿起公文包,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公文递给徐寿先。
徐寿先接过来一看,见是财政部的公文,上写:“见字即付来人法币贰拾万元整用于秘密公干。”
签署人一栏是用毛笔写的“巩汉章”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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