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周易》的研究分为了象数与义理两派，简单点说就是一个注重卦象的具体形式，一个注重探寻内中的哲学思想，尤其玄学兴盛之后，《易》更大程度上变成了精神空虚的上流社会来寻仙问道的根本典籍。

徐佑察言观色，笑道：“此言大谬！《易》讲述的乃圣人之道，岂是装神弄鬼之辈所能明了？”

顾允又趋前几分，道：“此言何解？”

“《易》讲了四种圣人之道，一是察言，二是观变，三是制器，四才是占卜，重占卜而轻其他，正如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岂不是大谬？”

这是《十翼》里的论调，顾允既然对《易经》感兴趣，自是读过的，所以并不见异，道：“然察言、观变、制器三道，又怎能同占卜相提并论？察言不过权术，观变亦是中庸，制器乃教人取法自然，唯有占卜可通鬼神，趋吉避凶。四者皆圣人道，而占卜为首，所以今人以《易》为占卜之书，何为大谬？”

《易经》博大精深，从古至今对其注释者甚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就造就了无数的学派和追随者。有学派就有争论，故而在清谈兴盛的这个时代，名流贵族们常常从《易》中发现论点，再从中寻找论据，最后进行论证。若是放到后世，这些人参加高考写议论文，必定个个满分无疑。

“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圣人之忧患后世，可谓之矣。所以说《易》是忧患之书，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先知义理，而后知象数，才是真正的趋吉避凶。不通义理，只论象数，是堪舆家蛊惑人心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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