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疏一上，光宗约略览过，便遣内监赍示郑贵妃。郑贵妃怎肯罢休，还想请光宗重行宣诏，无如光宗病势日重，势难急办，乃令内医崔文升，入诊帝疾。文升本不是个医国手，无非粗读过几本方书，便自命为知医，诊过帝脉，说是邪热内蕴，应下通利药品，遂将大黄、石膏等类，开入方剂，撮与帝饮；服了下去，顿时腹痛肠鸣，泻泄不止，一日一夜，下痢至四十三次，送终妙手。接连数日，害得光宗气息奄奄，支离病榻。原来光宗肆意宣淫，日服春药，渐渐的阳涸阴亏，哪禁得杀伐峻剂，再行下去！一泄如注，委顿不堪，都下人士，啧有烦言。都说郑贵妃授意文升，致帝重疾。外家王、郭二戚，且遍谒朝臣，泣愬宫禁危急，郑、李交祟等情。于是杨涟、左光斗与吏部尚书周嘉谟，往见郑贵妃兄子养性，责以大义，要他劝贵妃移宫，并请收还贵妃封后成命。养性不得不从，便入宫禀闻。郑贵妃恐惹大祸，勉强移居慈宁宫，就是册尊贵妃的前旨，亦下诏撤消。寻命礼部侍郎何宗彦、刘一燝（zhǔ）、韩爌及南京礼部尚书朱国祚，并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又遣使召用叶向高。韩、刘在京，先行入直，给事中杨涟，见阁臣旋进旋退，毫无建白，独抗疏劾崔文升道：

贼臣崔文升，不知医理，岂宜以宗社神人托重之身，妄为尝试？如其知医，则医家于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之，皇上哀毁之余，一日万几，于法正宜清补，文升反投相伐之剂。然则流言藉藉，所谓兴居之无节，侍御之蛊惑，必文升借口以盖其误药之奸，冀掩外廷攻击也。如文升者，既益圣躬之疾，又损圣明之名，文升之肉，其足食乎？臣闻文升调护府第有年，不闻用药谬误，皇上一用文升，倒置若此，有心之误耶？无心之误耶？有心则齑粉不足偿，无心则一误岂可再误？皇上奈何置贼臣于肘腋间哉？应请饬下法司严行审问，量罪惩处，以儆贼臣，则宫廷幸甚！宗社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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