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礼拜的晚些时候，我把她葬在了她父母旁边，苏埃诺镇北边二十五英里处的天主教公墓。阿尔玛从未跟我提过有什么亲戚，既然没有格兰德家或莫尼森家的人出来认领尸体，我便自己支付了葬礼的费用。围绕着是涂上防腐剂土葬好还是火葬好、不同棺木的耐久性、棺材的价格等种种相关问题，要做出许多可怕的决定和怪异的选择。接着，在选择了土葬之后，还有许多进一步的问题：服装、口红颜色的深浅、指甲上光、发型。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应付完那些事情的，但我猜我的做法和所有其他人一样，都是处于一种半梦半醒、半在半不在的状态。所有我能记得的就是对火葬的提议说不。不要火，我说，不要灰。他们为了尸检已经把她切得支离破碎，我不想再让他们把她烧了。

阿尔玛自杀的那天晚上，我从佛蒙特的家里给警长办公室打了电话。一个名叫维克托·古茨曼的副警长被派去农场调查，虽然他早上六点不到就到了农场，但胡安和肯奇塔已经不见了。阿尔玛和芙芮达都死了，发给我的那封信还在传真机里，但两个小人不知去向。五天后我离开新墨西哥的时候，古茨曼和其他警察还在找他们。

根据芙芮达的遗嘱指示，她的遗体由她的律师处理。仪式在蓝石农场的一块树荫下举行——就在主屋的后面，在海克特那些柳树和白杨的小森林里——但我特意没有参加。我现在对芙芮达恨之入骨，想到要去参加她的葬礼都觉得反胃。我没跟那个律师碰过面，但古茨曼跟他说起过我，当他打电话到我的汽车旅馆邀请我参加芙芮达的葬礼时，我只是简单地告诉他我很忙。之后他又东扯西拉了几分钟，说到可怜的斯贝林夫人和可怜的阿尔玛，说到整件事情是多么可怕，接着，这是最高机密，几乎毫不停顿地，他告诉我遗产价值高达九亿多美元。遗嘱一旦验证生效，农场就会被上市拍卖，他说，拍卖的收入，连同斯贝林夫人拥有的股票债券清算后的全部所得，都将捐给一个纽约的非营利组织。哪个组织？我问。现代艺术博物馆，他说。整个九亿都将用来建立一个保护老电影的无名基金。很奇怪，他说，你不觉得？不，我说，不奇怪。也许可以说残酷，令人作呕，但不奇怪。要是你喜欢听蹩脚的笑话，这个可以让你笑上好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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