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半月，陶建浩接到看守所电话，上诉人汤伟平点名想见他。

陶建浩迅速赶往看守所。他预估，案件将有重大转折。

“我已经把要说的都写下来了。”汤伟平虽然没有象上次那么紧张，但还是盯着天花板一角的摄像头，紧张地说道，“你还需要什么，再告诉我，我再写。”

陶建浩接过一个被胶水封得严严实实的信封，信封上面写了一行小字：检察官收（必须本人打开）

在这封长达27页的自述材料里，汤伟平交代了一段戏剧化反转的人生。

字里行间，有关这起蹊跷案件的诸多疑点，如同突然被找到的拼图碎片，使得整个案件终于得以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

二年前的一个上午，汤伟平接到老板顾文武电话的时候，正在工地上监督几个工人干活。

他原本是一个连初中学历都没有的“无业游民”，因为学历不高、不善言辞，二十多岁了仍然没有固定工作。

为此，这一年来，他一直对老板顾文武感恩戴德，用他自己的话讲：“我哪有能力做这个监工？老板就是我的再生爹娘啊。”

监工的活儿不累，但薪水很高，底薪加分成，一个月能有一万多元。在经济发达的东华市，这个收入也算可以了。

汤伟平非常需要这笔钱，他在20岁的时候有过一次没有登记的婚姻，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小两口，很快因为没有收入而倍感拮据。

在一个酷热的夏日，妻子将不满周岁的儿子留给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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