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和后来的许多个早上一样，奎因坐在百老汇大道和99街的交通环岛中央的一张长椅上。他总是早早地就来了，从不晚于七点钟，坐在那里喝着外带咖啡，吃着一个黄油面包卷，膝上摊着一张打开的报纸，眼睛盯着那家旅馆的玻璃门。八点左右，斯蒂尔曼就会出来，总是穿着那件棕色的长外套，带着一个老大的旧式手提包。一连两个星期都是这套例行程序，没有变化。老人总是在邻近的几条街上转悠，慢慢地向前挪着步子，有时只挪动一点点，停下，往前走，再停下，好像每个步骤都要先被放到整套动作中去掂量。以这样的方式走路对奎因来说相当困难。他习惯于干脆利落的脚步，所有这些开始啊停顿啊拖着脚走啊开始让他变得疲惫不堪，好像自己身体的节奏都被打乱了。他就是那只追赶乌龟的野兔，不得不一再提醒自己退后一些。

斯蒂尔曼在散步中都做了什么，对奎因来说依然是个谜。当然，他用自己的眼睛全程跟进着，尽可能详尽地把所有的事情都记在了红色笔记本里。可是，他却说不上来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斯蒂尔曼似乎从来没有特意要去什么地方，他似乎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然而，就像是经过精确设计似的，他总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打转，北至110街，南到72街，西面是河滨公园，东面到阿姆斯特朗大道。不管他的行程看上去有多随意——而且每一天的活动路线都不一样——斯蒂尔曼从不越过这些边界。这种精确性让奎因非常困惑，因为在其他方面，斯蒂尔曼又似乎是漫无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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