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天，我才鼓起勇气去打开那两只手提箱。我把手头正写着的一篇文章写完，去看了几场电影，又接受了几个通常会拒绝的约稿。但这些安排糊弄不了我自己。我的反馈至关重要，而我又不想面对失望的可能。在我的意识中，下令销毁范肖的作品就跟亲手杀了他没有区别。我被赋予了某种注销的权力，从墓穴里偷出一具尸体，把它撕成碎片。处在这样一种位置上让人难以承受，我不想卷入其中。只要我不去打开那箱子，我就无愧于心。可是另一方面，我却有过承诺，我知道自己不能永远这样拖延下去。就在这时（我振作起来，做好准备），新的恐惧却又攫住了我。我发现，虽说我不希望范肖的作品读起来很糟，但同时我也不希望他的作品读起来很棒。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很难解释的情感。毫无疑问，那和过去的竞争心态有关系，一种不想在范肖的光芒下相形见绌的愿望——但这就有一种左右为难的感觉。我已经答应了人家。一旦打开箱子，我就成了范肖的代言人——我就得替他说话，不管喜不喜欢。两种可能性都让我害怕。发出死亡的宣判已经够糟的了，可是替一个死人说话似乎也不见得更好。一连好几天，我都在这两种惧怕中来回摇摆，拿不定哪一种情形更糟。最后，不用说，我还是打开了箱子。然而我当时那么做，与其说是为了范肖，不如说是为了索菲。我想再见到她，这事情越早上手，就越早有理由给她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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