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历史紧紧抓住了亚历山大·韦德伯恩的想象世界。国王死的时候，其实他那部戏很大程度上已经完成，尽管，后来，在别人的心目中，他在确立自己的主题选择和这次死亡事件的真实时间顺序方面曾出现过无休止的困难。他的戏剧经常被误读为某种应景之作，属于为祝贺朗·罗伊斯顿堂移交到还没有实体的新北约克郡大学而举办的庆祝活动所创作的剧本。庆祝活动本身显然在时间安排上跟举国庆祝加冕礼引起的对公园和花园的全民文化热的爆发相重合。即便亚历山大的戏剧不存在，恐怕也有必要被创造出来。幸运的是，这部戏就在手边。

开始，他天真地痴迷于语言的革新，特别是诗剧的创新。这无异于建造空中楼阁。已经有艾略特《荒原》，表达了西方一代人的精神幻灭，被认为是西方现代文学的划时代之作。1948年，60岁的艾略特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和弗莱做过了。作为牛津大学的本科毕业生，亚历山大认为问题出在莎士比亚，某种意义上，他写了很多，同时又写得太多了，让后来者几乎再写不出优秀的诗剧。剧作家要么心慌意乱地痴迷于为创新而创新，要么不自觉地写些模仿莎士比亚的注水作品。亚历山大曾经想到，需要做的事情恐怕是迎头赶上莎士比亚。写一部像莎士比亚本人那样的历史剧，不过用现代的诗歌形式，直接用莎剧中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后来，出于某些私人原因和美学考虑，他开始收起莎士比亚，专攻那位女王。他把目标瞄准生机勃勃的现实主义，但是当作品本身倾向于拼贴和滑稽模仿风格时却自然地发生了扭曲，这是个很大的麻烦。写作断断续续花了他好几年时间，多年细心周到的研究，各种形式的试验，那些年有绝望有憧憬。那时他是北雷丁的里思布莱斯福德学校的高年级英语教师，在监考一堂生物考试，用自己的诗歌偷偷消磨时间的时候，他几乎无意识地想到，这件东西已经完成，该结束了。他再也无能为力。他不知道，在自己徜徉的文本中，如果没有希望，没有迷恋，没有歌咏般的韵律和不断变化的形式那样限制他的玻璃笼子，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把那部戏的稿子放在抽屉里，搁了一个月，其间国王死了，然后他又把它拿给马修·克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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