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至1972年战争时期，蒙马特尔区科兰库尔街有一家食品杂货店，门前总排着十四名顾客，久而久之，他们彼此结成友谊，便决定再也不分离了。

“我呀，”一位老人说道，“我不怎么想回家，家里有什么等着我的，没有生火，就孤单一人，每天吃这二百克面包，连点菜也没有。我那老伴，是一个月前走的，倒不全是因为生活困苦，说起来恐怕你们不会相信：她是为了一件狐皮大衣送了命。若不是战争，她还会活在世上，拿她的话说，人不该受这份儿罪。真的，我这也不是发牢骚，可是，我这一生劳碌，到头来剩下什么呢？就是受苦受累了。我当售货员，卖家具用布，干了四十年。看起来，这算不上艰苦的行业，然而，一整天站在那儿，眼睛盯着顾客，脸上总要堆着笑，总要向人解释，一副上心的样子。销售经理就在背后监督，他若是斥责你，不管有没有道理，你只能低头认错，不然的话，就把你开了。挣的钱刚够凑合着过日子。固定工资全交房租了，销售额分红也没有多少。我这就给你们算一算吧，就拿1913年来说，两笔收入加起来，每月也就是一百八十法郎。还得养活三个女儿，就为照管孩子，妻子不能出去挣钱了。她过得同样不顺心：两个女儿身子骨弱，总要有一个生病，还得犯愁，掂掇着怎么用这么点儿钱。这还不算，1914年打仗了，征我去当了普通兵，当然留在后方，可是当了五年兵，几乎没挣什么钱，1919年复员回家，我的工作有人干了。最后，到布拉刊和巴朗德拉商店，总算找到事儿干。那几年，买卖挺兴旺，营业额分红挺多的，几个女儿也开始挣钱了。这回，妻子才对我说，日子总算好起来了。可是我呢，已经快满四十八岁了，眼看着要到退休的年龄。她放手花钱的时候，我就跟她叨咕要省着点儿。我妻子仍旧挺漂亮，当然不那么年轻了，但还是很美，人一打扮好俊俏，只是从前没时间，也没钱罢了。要说她现在想打扮了，倒也不完全符合事实。其实，她主要还是有点遗憾，也可以说有点想法，想来想去，脑袋里就生了个主意，要买一件银狐皮大衣。她好像随便说说，向我提起来。要知道，人有时就这么说，我有了钱，就一定买下来……她心里也有数，这是异想天开。这也证实了，有一天我对她说，你那件狐皮大衣，归根到底，还是可以买的，结果呢，反倒是她不肯了。不过，这种渴望，总归挥之不去。八九年，小十年过去了，有了不少麻烦，小女儿进了结核病疗养院，一个女婿开始酗酒。至于那件狐皮大衣，我妻子一提起，就当笑话了，但是要知道，那是一种苦笑，我看着心里很难受。一天晚上，从布拉刊商店出来，我遇到从前的老板，他问我愿意不愿意回他那儿干，当销售经理。我，当销售经理，你们想想看，真以为是做梦。可是又一想，我也不免担心。那是1934年，我快到六十三岁了。一到这把年纪，对不对？就没有了争强好胜的念头，已经没有了十足的狠心，这是指挥别人必不可少的。不过，这种事儿，我总不能错过呀。对我来说，这真是个好职位，还不算随之而来的可以沾沾自喜：总算有了出头之日。我妻子也很高兴。你们也了解女人的心思。去商店购物，聊起来，就对旁边的一位女士说，我能给您买到便宜东西，我丈夫在纳达尔商店当销售经理。事实上，我和她一样，都有点飘飘然了。一天晚上，我拎着一包东西回家，正是银狐皮大衣。毛色美极了，我可不是胡乱买一件。当销售员，总会有些关系。我呢，认识一个人，他表兄在斯特拉斯堡大街开皮货店。狐皮大衣花了我两千法郎，但是货真价实。我一打开包装，她的眼泪便流下来了。我从未见过有谁这么高兴。她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她的狐皮大衣倒不怎么常穿，只穿出去过四五次，或许六次：一次婚嫁喜事，一次命名洗礼，再就是到本城讲究的人家用晚餐。星期天出门，有时我就对她说：‘玛丽，穿上吧，这件狐皮大衣。’可是她不穿，生怕磨损了。她用薄绵纸将大衣包好，还放了樟脑丸，装进一只美观的盒子里。每周一次，是星期四，她将大衣挂到窗口透透风，当然，多少也有点让邻居瞧瞧，让人知道她有一件银狐皮大衣。她这样显摆一下，比每天穿在身上还要高兴。那阵子，她遂心如意，我也同样。话说到了1937年，我呢，多么耐劳的人，觉得身体大不如前，人一下子就老了。脑袋昏昏沉沉，整天想睡觉，两条腿也浮肿了。工作算是干到头了，必须辞职，考虑靠自己的积蓄生活了。总共有六万五千法郎，都换成了终身年金。虽说是年金，你们也能猜得出，收入并不丰厚，日子总还是过得去，处处当点儿心就是了。再后来，战火就烧过来了，德国人进了城，赶紧逃难。我们也再三考虑了。卢瓦尔河一带经受了五年战乱，女儿女婿都居住在河那边，我们总不能连面都见不到他们就丧了命。于是，我们上了路，我拎一只箱子，装几件换洗的内衣，我妻子拿着她那狐皮大衣盒子。一个月之后，又回来了。只要是晴天，那还可以，可是一变天，就受不了啦。还有吃饭问题，什么都要花钱，以后的日子恐怕就艰难了。不仅如此，两个女婿还被俘了，一个女儿赶巧要生孩子，总得帮帮他们。这样就入不敷出了。物价一涨再涨，而年金却一动不动。我呢，去年冬天那一折腾，挺不住就病倒了。大夫说：‘您得增加营养。’这是自然，但是钱在哪儿呢？我那口子就说：‘那好吧，你就别操心了，这回总还能对付过去的。’还真说对了，开春之后，我差不多就康复了；然而她呢，眼看着她日渐消瘦。她总是闷闷不乐，两条腿发软，心脏、肠胃，总之，整个人走了下坡路。最后卧床不起了。一个星期四早晨，正是夏末，阳光充足，我上街买东西之前，就对她说：‘玛丽，要不要我把你的狐皮大衣挂到窗口。’她那可怜的头这才从枕头上转向我，眼睛从来没有那么明亮过，她的下颏儿开始抖动，对我说道：‘我的狐皮大衣，我已经卖掉了。’她卖了八百法郎。一个月前她死的时候，我还想过给她买一件，不让她怀着遗憾进入坟墓。我心想，如果不是太贵，也许我还能借到钱。我询了价：一件银狐皮大衣，还是旧货，要卖到上万法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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