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23日

我最近曾在日记中说，赞成国际联盟处理中日争端的报告和建议。这句话必须修正了，就像这本日记中的许多话一样，只是说出一时的想法而已，经过深思熟虑后，必然要随时修正。那些建议在理论上也许还不错，但问题在于不切合实际，实行起来不会奏效，至少在眼下是行不通的。当然，从国联的观点来看，除此别无他法。况且国联卷入这个问题后，正是在我国政府的鼓励下，至少曾经表现出耐心与克制。然而随着思考越深入，就越忍不住要问：十四年来全世界煞费苦心经营的这个和平机构究竟是否完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否堪用？

不妨想象一下，将1931年的满洲局势与1898年的古巴局势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假设古巴危机是在《白里安-凯洛格公约》签订后发生的，“缅因号”巡洋舰在哈瓦那港口被炸沉，战争心理便如森林大火那样蔓延到我们全国，全国上下的男女老少都在高呼“记住‘缅因号’”。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最终能防止跟西班牙开战吗？1898年的麦金莱想避免战争，却无能为力。即便那个时代已经有了《白里安-凯洛格公约》，我们是不是同样难免会受舆论所迫、以自卫为理由、不经宣战就占领古巴？直至今日公众仍在猜测，到底是谁引爆了“缅因号”；而今天的公众也在猜测，是谁制造事端导致1931年9月18日那天日本发动进攻。两个问题都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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