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15日

整天准备即将在美日协会发表的演说。经过新罕布什尔山区老家几周的沉思，我决定进行这次演说。很幸运，总统和国务院也都赞成这个主意。此事真做起来，还感到颇为棘手。远东司已拟了一个初稿，我在华盛顿时又加以补充，回程中又几乎每天都在修改。可是现在我发现，现内阁及其支持者平沼和近卫公爵显然是真想同美国改善关系，发表原拟的演说内容就会使他们为难，如此就未免太短视了。我现在深信，如果找团体和个人做非正式的谈话，效果倒会好得多。因此我必须在左右两难之间走中庸之道，既不要让人低估了美国政府和人民对日军在中国行径的愤慨，又要尽量避免使用刺激性的言辞或把演说变成“诉状”，越过日本政府而径直诉诸国民。

我很理解，要是日本大使在华盛顿这样做，我们的政府也是会恼火的。我讲话的语气很重要。现在需要的是斩钉截铁地讲实情，呼吁停止轰炸、侮辱、限制贸易和其他侵犯美国权益的具体行为，可大原则也不能忽略。使馆人员都觉得现在拟的稿子很得体，我也有同感。虽然演说难免会引起一些不愉快的反响，但其中真冒犯人的话是极少的。究竟如何，以后自见分晓。所幸国务院已给我来电，其指示非常英明：我可能会发现日本另有倾向，如此就不宜再用原稿，若因此而使我个人已有的影响力受到损害，那就不好了。虽然原来提出要做这次演讲的是我自己，但国务院的来电仍使我有如释重负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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