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剑桥的第二年，弗雷德丽卡因为她的鸟类研究而出名，或者说臭名远扬。这个想法起源于可爱的弗雷迪组织的一场聚会。聚会上，弗雷德丽卡与埃德蒙·威尔基聊到了用于做实验的鸽子。也是在那时，她懂得了“分类学”这个概念，这个学习过程在她脑海里留下了清晰、深刻的印记，即使随着时间推移，那次聚会上的脸庞和家具已模糊成一团无法辨认的马赛克，只令人记得那是一次聚会，但是，这个印记还是那么鲜明。威尔基兴致勃勃地介绍了关于鸟类迁徙的一系列实验。他说，人们普遍认为鸟类可以通过磁场辨别方向。但是，威尔基说鸽子和鸽子还是有区别的，而且个体差异很大，这时，弗雷德丽卡满脑子都是这样一幅画面：一群一模一样的鸽子，咕咕地叫着，朝同一方向飞去，它们长着不同的羽毛，飞行速度也有所不同。这些鸽子就像剑桥的学生，有的奢靡，有的不安，有的拘谨，有的聪明，有的装腔作势，有的善于操纵，有的躲藏在保护色的背后，它们想要一样东西，也可能不止一样。当时的大学生对所谓鸟类学都不当真，经常只当作一个玩笑，但是，对于对情欲计谋、骗子、变色龙和《幸运的吉姆》心知肚明的弗雷德丽卡而言，这就要另当别论。马里乌斯·莫克济盖玛为她的系列文章画了一些插图，而托尼和艾伦为表示友好，将这些文章和插图发表在了他们的杂志上。这些插图是都是钢笔画，他画钢笔画得心应手，但油画水平则不那么稳定。这是英国20世纪60年代讽刺画流行之前的事情。弗雷德丽卡的分类学研究没什么好处，幸好没有让学校杂志成为笑料，事实上，她明显缺乏与读者产生共鸣的意图。很久之后，在慵懒的闲暇时光中重读这些作品时，弗雷德丽卡才意识到，她本以为自己写得饱含爱心，具有高尚的美学情怀和细致的洞察力，结果这些文章却被冷酷地解读为“被掩盖着的仇恨”。她没有这个意思，但确实可能被人家这样解读。还有一个怪事，尽管在一定的意义上，她的鸟类学研究旨在对抗男人对酒吧和公共场所女人裸露的胸部和大腿进行分门别类，但是，直到连载快结束的时候，她才发现年轻的男人把女孩称为“小鸟”。她把这一发现告诉马里乌斯。他说：“我想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弗雷德丽卡实事求是地说，她之所以研究鸟类，是因为威尔基的鸽子。马里乌斯说了句“原来如此”，然后粗粗两笔画了一撮油腻的头发。“我喜欢男人。”弗雷德丽卡说。“哦，看得出来。”马里乌斯冷冷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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