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过春节情有独钟，其浓浓的亲情和团圆之情、友人之情皆在这节日里尽显。不过，春节对我们这样平时整天忙于工作上的事而无法静下来写作的人来说，实在是难得理理思绪、好好行文动笔的好时机。一句话，别人欢饮豪放，我等敲键就文。这就是我已经养成了十几年习惯的“文学春节”。

最早的一件事算是从我的成名作——《落泪是金》开始的。那是1998年春节，我正在《中国作家》主持赵瑜的《马家军调查》一书的出版与发行工作。这一年赵瑜的这部作品把整个中国好好折腾了一番：在6月份出版之后的几个月中，围绕“马家军”的事着实热闹了之后的大半年，当时由于马俊仁出来要同作者打官司，故而事情越扯越复杂，甚至中央几位领导出面调解此事。而当时的“马家军”如同今天的航天团队一样，是国家的荣誉和形象，赵瑜的一篇《马家军调查》把整个事情翻了个底，这种颠覆性的报告文学，已经不再是文学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国家的社会问题。事情就这样闹大的。身处旋涡中心的我和《中国作家》杂志自然格外忙乎，问题的另一个关键是：我们《中国作家》因此跟着又大红大紫起来了，读者期待值飞扬，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在我们杂志上出来。我当时是总编室主任，实际上负责杂志的经营和发行市场工作。这份责任让我更明白“抓住时机”这话的实质意义。作为经营管理者和作家的双重身份，我可能比一般人更着急能不能在《马家军调查》之后还有没有好作品推出。记得这个时候我们又拿到了杨沫的儿子老鬼拿来的一部长篇，该作品发行也算不错，但与《马家军调查》没法比。这个时候我倒对一本纯文学杂志如何走向市场有了些自己的主张：原来的拼盘式组稿需要改进——整本推出一部或两部大作品，读者更愿意接受和喜欢。这是反常规的文学杂志操作，到底如何，得由市场和读者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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