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年底，我从太原回到榆次小住，由于某种原因不便离开，便索性给自己放了个小假。假期对于年轻时的我非同寻常，因为成为作家后，我的生活基本都围绕写作。无论干什么，哪怕是远方来客的访谈，总还记挂时间，怕耽误了正事。但这段时间，我决定放松一下，闲散上一阵。有个细节至今想来还觉有趣，那日我仰在床上发呆，之后悄悄地笑了。妻子不解，问什么意思，我伸着懒腰说：不用写作的日子真好。

这也说明，我的的确确需要休息了。

我那时住在榆次锦纶厂宿舍，是“文革”期间因陋就简盖的一排排平房，邻里们站在门前窗后就可和屋里人对得上话。熟人来了，有时连门都不敲就进来了，不像现在城市里的高楼大厦，同一楼的住户，几年下来可能连照面都少之又少，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那是一个寒冷冬日，吃过早饭后推门进来一位不速之客，就是我要说的这位在山区乡镇行医的乡医老赵，看打扮介于县城和乡村人之间，四十多岁，个子很高，嗓音洪亮。因看了我的书，很是“敬仰”，特来拜访。那些年人们还没有条件在茶馆会客，我的家中常会不请自来一些素不相识的客人，写作时我会提醒访客注意时间，但老赵来时我正给自己放着假呢，于是沏茶倒水，从“望闻问切”开始，聊得很是投机。聊了一阵，老赵将目光转向我的妻子，说她体质有些虚寒，需要补一补。我告诉他，那一年妻子常为我忧心，以致影响了健康。老赵说不妨，若信得过，我给她开上几服药，吃后会大有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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