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仲锷先生是我的朋友，多年来我一直习惯叫他老章。

1983年，我还住在山西的小城榆次，接到一封信，是老章写来的。他开门见山自我介绍，说刚刚调到《当代》，想了解我的创作情况，当然，也要为刊物约约稿。那时的资讯远不及现在发达，人与人的联系基本靠书信。

在约定的日子里，我到车站接他。远远走来一个瘦高的中年人，身着那时很流行的黄色风衣，头发浓黑，面色苍白，握手很用力。自我介绍后，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里闪着略带调皮的笑意。这个略带调皮的笑意后来就定格在我对老章的记忆中。

当时的榆次还没有公共汽车，更谈不上出租车，人们日常出行主要凭借自行车。见面后，我问他能否坐“二等车”，他略有迟疑，我忙拍拍自行车解释，所谓“二等车”就是自行车后座。老章乐着点头说没问题，于是，我们在这辆自行车上开始了最初的交往。

老章那年四十八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代，胸中有不少“宏大”计划。后来的“晋军崛起”就是老章等人的手笔，编发了不少产生过全国性影响的好稿子。当年也住在榆次的作家郑义的两部代表作《远村》和《老井》都是老章编发的。

和老章见面自然要谈创作，而我有个习惯，在作品未完成之前是不会透露给出版方的。这样做一来避免给自己增加压力；二来也为作品选择与谁合作留有余地。老章似乎并不急着寻根问底，只是闲聊，说说北京文坛的新鲜事，也说说他编发过的好稿子。聊着聊着，话题就回到了创作。老章说看过我发在《人民文学》的短篇小说，也看过我发在《当代》的中篇小说，他很喜欢，认为有自己的风格，希望我的创作能沿这样的路子往下走。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些中短篇小说，不管从什么角度都只能说“幼稚”，以至于这两年我屡次拒绝了一些出版社将它们收入选编本的要求。但当年老章的一番话还是给了我鼓舞，我于是告诉他，手头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想通过对一个县从农村到乡镇再到县城的全景描写，折射整个中国社会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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