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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辑 文学杂谈 编辑家章仲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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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仲锷先生是我的朋友,多年来我一直习惯叫他老章。

1983年,我还住在山西的小城榆次,接到一封信,是老章写来的。他开门见山自我介绍,说刚刚调到《当代》,想了解我的创作情况,当然,也要为刊物约约稿。那时的资讯远不及现在发达,人与人的联系基本靠书信。

在约定的日子里,我到车站接他。远远走来一个瘦高的中年人,身着那时很流行的黄色风衣,头发浓黑,面色苍白,握手很用力。自我介绍后,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里闪着略带调皮的笑意。这个略带调皮的笑意后来就定格在我对老章的记忆中。

当时的榆次还没有公共汽车,更谈不上出租车,人们日常出行主要凭借自行车。见面后,我问他能否坐“二等车”,他略有迟疑,我忙拍拍自行车解释,所谓“二等车”就是自行车后座。老章乐着点头说没问题,于是,我们在这辆自行车上开始了最初的交往。

老章那年四十八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代,胸中有不少“宏大”计划。后来的“晋军崛起”就是老章等人的手笔,编发了不少产生过全国性影响的好稿子。当年也住在榆次的作家郑义的两部代表作《远村》和《老井》都是老章编发的。

和老章见面自然要谈创作,而我有个习惯,在作品未完成之前是不会透露给出版方的。这样做一来避免给自己增加压力;二来也为作品选择与谁合作留有余地。老章似乎并不急着寻根问底,只是闲聊,说说北京文坛的新鲜事,也说说他编发过的好稿子。聊着聊着,话题就回到了创作。老章说看过我发在《人民文学》的短篇小说,也看过我发在《当代》的中篇小说,他很喜欢,认为有自己的风格,希望我的创作能沿这样的路子往下走。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些中短篇小说,不管从什么角度都只能说“幼稚”,以至于这两年我屡次拒绝了一些出版社将它们收入选编本的要求。但当年老章的一番话还是给了我鼓舞,我于是告诉他,手头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想通过对一个县从农村到乡镇再到县城的全景描写,折射整个中国社会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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