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飞机开始向三万英尺的高空爬升时，我才有机会打开那个信封。账单有好几页，是按每位探员的房间逐条列出的，和我预估的一样。我立即抽出标着索尔森名字的账单，开始研究起他房间的电话费用。

账单上没有显示他往马里兰地区打过电话，那是沃伦住的地方，区号三〇一。但有一个打出至区号二〇三地区的电话，这是洛杉矶的区号。不难想象，沃伦很可能去了洛杉矶，去他的前编辑那儿兜售我那篇报道，然后他很可能就留在洛杉矶写出那篇文章。电话拨出的时间是星期天凌晨零点四十一分，大约在索尔森入住菲尼克斯那家酒店的一个小时后。

我用信用卡在前排椅背的电话上划了下，接通了飞机上的无线电话，接着又划了次卡按下账单上列出的那个洛杉矶的电话号码。提示音刚响，一个女人就接听了电话：“新大谷酒店，请问我能为您做些什么？”

刚听到时我怔了一下，幸好在她挂机之前反应过来，于是请她转接迈克尔·沃伦的房间。电话接通了，但是没有人接听。我意识到这会儿还太早，他应该还没有回酒店。我挂断电话，又打到查号台，拿到了《洛杉矶时报》的电话号码。我拨出那个号码，请对方转到编辑部，然后又请接电话的编辑转给沃伦。终于接通了，我找到他了。

“沃伦。”我说。我觉得自己即将开启的是一项声明，是一次事实的昭告，也是一项审判的裁定，既是对索尔森，也是对沃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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