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了早期的通商口岸以准备我的牛津大学论文时，我发现了一个与贫瘠北方的平原山川风景截然不同的中国。这里的人更加瘦小而结实，气候也更加炎热且潮湿。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爱国主义的一致性和为旅游者提供的现代化设施还未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均衡。东南沿海的港口位于河流入海口，面向海外的世界。这也是外国侵略的入口和中国外出到东南亚及更远地方的出发点。简言之，中国沿海地区与组成了古老的中华帝国的华北平原和宽广的河流体系的中国内陆地区，形成了对照。

我开始看到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一个长期活跃的因素，这足以将国民党与共产党区分开来。蒋介石政府与毛泽东领导的地区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前者依靠贸易，而后者则依靠土地。在这些由海运贸易而开辟的港口中，英国、法国、美国以及其他海外入侵者看到的中国，与当初从北部和西部陆上侵入的蒙古和满洲人看到的中国是完全不同的。

我的博士论文资料主要立足于5个最早的通商口岸的英国领事馆档案。这些口岸曾是前线指挥部，与商人和中国官员进行日常联络，同时也是帝国主义插进中国的一把利刃。上海口岸的档案在1870年已经被烧毁，宁波方面的档案保存在上海。其他几个口岸的文件大部分保存完整。（现如今它们被保存在伦敦档案局。）在查尔斯·韦伯斯特的帮助下，英国外交部图书馆馆长写信给北京领事馆，北京领事通知口岸领事允许我查阅早前的原始档案。于是在1934年12月至1935年2月间，为了写博士论文我们来到了中国南部的沿海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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