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港事件爆发前4个月，我应召加入在政府领导下参与筹建把学术研究机构转变为战争目的服务的研究机构的工作。之后的5年，我请假离开了哈佛大学：第一年在华盛顿（1941年8月—1942年8月），之后被派往中国一年零三个月（1942年9月—1943年12月），而后返回华盛顿（1944年2月—1945年8月），接着再次前往中国停留了8个月的时间（1945年9月—1946年7月）。在我34岁到39岁之间，这些富有冒险精神的插曲让我卷入世界事务，毫无疑问也使我个人获得了新生。和其他人一样，在战时的拼搏中，我也彻底地明白了自己在想什么，以及如何发挥作用。因为战争从根本上提出了新思想和组织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人们采取创造性的行动。

1941年夏天，新成立的情报协调局（Coordinator of Information）局长比尔·多诺万（Bill Donovan）上校正在抓紧筹备组建一个全球范围的秘密机构，包括秘密情报处和秘密行动处。其中情报协调局研究分析分处是一个协助其他部门的独立机构。他们相信事实往往并非人们表面上所看到的那样，对事情进行理性分析后往往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这里的成员大部分来自各所大学，他们被要求以使其在学术领域获得成就的那种严谨态度来关注当前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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