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中国回到哈佛，我就开始同时从事两项工作——一面教授中国历史，一面开始大胆地评论对华政策。社会对于这两个方面都有很强的需求，因此这两项工作也就很自然地结合在了一起，而我则在同一部录音机和同一名秘书的帮助下同时进行着这两份工作。在战略情报局和战时新闻局我结识了很多官员和记者，在这个不断壮大的小团体中，我成为其中善于辩论的一员。实际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和我对中国历史的不断研究增强了我这一贯有的自信心。自1941年以来，我在中国和华盛顿都主要是通过书面文字来与人打交道，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1946年以后，这种书面沟通的方式变得更加重要，因为我在远离中国的地方对着更大的观众群谈论中国问题，我必须向人们解释清楚中国与美国的区别，解释某些英语词汇在与中国沟通的过程中可能会引起歧义。

1946年9月，我发表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的文章“我们在中国的机遇”（Our Chances in China）是由一些事件促成的。7月初，我刚刚到达华盛顿，身份再一次变成了平民，当时中国并不稳定的停火局面终于维持不下去了，这不仅是由于国共双方重新采取了敌对行动，还因为一次明目张胆的政治谋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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